克里斯坦森和范贝弗最近在《哈佛商业评论》上的“资本之祸”专题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资本主义的窘境》。文章提出：“我们越是想将资本回报最大化，我们获得的回报就越少。资本主义的核心是对开拓新市场进行资本支持，然而目前的资本持有者却对资本主义失去了兴趣。”换句话说，资本现在不是帮助我们赚钱，而是阻碍我们赚钱。这正应了我上世纪在《21世纪网络生存术》中第四章的标题：资本是赚钱的负担。
资本为什么会成为赚钱的负担？按照克里斯坦森和范贝弗的分析，主要是因为“目前已经进入到‘资本极度过剩’时代”。西方经济学是建立在对稀缺资源的高效利用之上的，他没有教给我们如何利用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的资源，也没有教给我们如何应对孙悟空吹汗毛一样轻松复制数据资本造成的资本过剩。据贝恩分析，当今全球金融资产总和是同期产品和服务的10倍，到2020年，全球资本还会增长50%，“我们其实已经淹没在资本的海洋中”。使情况变得更为严重的是，马云拷贝商店或柜台这种资产，就像孙悟空一样，不费吹灰之力。美国商业地产的价格，正随电子商务的发展而有规律地下降。
西方经济学唯一的一个涉及资本过剩的说法，叫流动性陷阱。意思是资本无论如何过剩，价格顶多为零，但不能为负。这好像一个集市上的泼皮或拧种，他卖的锄头无论多么“产能过剩”，也绝不降价。实际这种理论背后的潜台词是，过剩而不降价，最后怎么办，破产呗。也就是法国路易十四说的，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经济危机，就是资本过剩后的洪水滔天。它起的作用，无非相当于，锄头卖不出去了，只好当负担，降价处理。现在的美国和中国，都面临这种局面。
资本是怎样成为赚钱负担的呢？具体分析资本主义的这种窘境的形成，克里斯坦森和范贝弗认为，“目前的资本分配更青睐那些瞄准现有客户的投资，而对新市场中高成长、高利润的机会视而不见。这导致了悖论：企业在看似容易获利，实则竞争惨烈的成熟市场中激烈拼杀，却不顾在规模、利润和机会方面的广阔蓝海。”他们进一步认为，这是商学院教育的失败。因为现有财务报表就是这么设计的，财务报表是风险回避的，它不允许开拓那些计算不清楚的未来市场。但在信息时代的市场，决定利润的，恰恰是那些在财务报表中看不到的资产，例如信息。连诺贝尔奖得主索洛都哀叹，信息技术在现有报表中，只看得见投入，看不见产出。在学术上，这部分隐形于财务报表的财富，叫“未被观测经济”（Non-observed Economy，简称NOE）。在宏观上，它把幸福算漏于GDP之外，导致有钱但不快乐；在微观上，它把满意算漏于财务报表之外，导致有收入但没利润。我17年前预测到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提出“资本是赚钱的负担”这个命题，许多人还认为我不懂经济。现在报应到来了。吃亏的不是我，而是把资本当包袱一直背着的人。
怎样避免让资本成为赚钱负担呢？标准答案其实早就有。熊彼特在凯恩斯理论盛极一时的年代，就曾冷静地指出，以处理资本过剩导致产能过剩见长的凯恩斯理论，根本问题在于着眼点仅在于经济的“循环流转”，而忽略了创新。只看到物，没有看到心。物是消极、被动的；而心是积极、能动的。“循环流转”不是指简单再生产，而是说由物质资本驱动的经济过程，只能由物质外力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因此走不出他组织、他驱动的怪圈；而创新正好相反，创新驱动的经济，是发自内心的（用费尔普斯的话说，是以追求亚里士多德提出的“美好生活”为动力源的），因此是自组织、自驱动的。验算一下，能纳入财务报表的，全都是物质的力量，而精神的力量（主观能动性和信息）是无法直接纳入财务报表的。用六祖的语言说，凯恩斯光强调“风动”、“幡动”，都是物质在动；但熊彼特、王阳明强调的是“仁者心动”，是创新驱动。创新驱动有风险，但应该修改的是报表体制。物质驱动只是适应市场，创新驱动则是驾驭市场。如此而已。
当资本成为赚钱负担时，我们需要补一补心学。听从内心的召唤，才能轻装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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