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企业家、一把手的背后是一个企业，少则几人，多则千人、万人的员工。他们率领公司一路发展壮大，企业发展得越好，意味着他们的责任越重，而他们也就变得不敢病、死不起，牵一发而动全身。
面对重病、面对死亡，企业家又是如何应对的？这对他们本人、企业产生了哪些影响？他们的脆弱背后又是什么？
任正非
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半夜常常哭醒
“我无力控制，有半年时间都是噩梦，半夜常常哭醒”、“研发失败我就跳楼”，这是任正非在华为创业维艰期决绝说出的话。
那时他先后历经爱将背叛、母亲逝世、国内市场被港湾“抢食”、国外市场遭遇思科诉讼、核心骨干流失……他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依旧深感无力。这位从小在农村吃苦长大，在部队锤炼多年，外人眼里坚强如铁的商业硬汉曾经如此艰难。
此后，在一封给华为抑郁症员工的公开信中，任正非坦诚，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的患者”，他的身体还得了多种疾病，因得了癌症动了两次手术……
即便在黑暗里哭泣，但任正非呈现给员工依旧是充满斗志的状态，提出以奋斗者为本的口号。任正非历次讲话文件被外界视为圭臬，而主旨只有一个：身在黑暗，心怀光明，梦想不灭，努力前行。这段话也正是对任正非精神最好的诠释。
陈天桥
从150亿前首富到1.15亿脑科学捐助
一场疾病让陈天桥停下来，催促他思考。这也成了他的“前半生”与“后半生”的重要转折点。他说自己正处于“第二次生命”中。
今年44岁的他经历了生死、是非、成败、荣辱这四件事的高饱和度版本。26岁的陈天桥近乎白手起家创立盛大，31岁时一跃成为中国最年轻的首富，坐拥身家150亿，缔造了一个互联网游戏娱乐帝国。
2009年，陈天桥开始淡出公众的视野。之后，他定居新加坡，开始出售盛大资产。陈天桥在接受专访时，曝出迁居新加坡前，生了一场重病，他坐飞机甚或一个人待在酒店里，都会加剧痛苦，严重时有濒死感。有两个月，每晚太阳下山，他都会呼吸困难，觉得自己不会再醒来，需要写遗嘱。陈天桥说：“我必须得离开。一个人一辈子死一次就已经很痛苦了，两个月，几乎每天晚上死一次。”
陈天桥再次出现公众视野时，不是因为他带领企业又做出的辉煌，而是他宣布向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15亿美元，用于大脑基础研究。他的理由是“足够有钱了，要做有意义的事，要彻底解决疼痛和死亡的问题。”
陈天桥说，决定做盛大，他用了三天思考时间。决定做脑科学捐助，他用了三年想明白。而且，他决定，做一辈子。
郭家学
负债48亿，悲催到求死都不能的地步
郭家学说那是他成年后唯一的一次嚎啕大哭，他感到自己竟然悲催到求死都不能的地步。那时他负债48亿。
郭家学想过无数次怎么才能死得好看一点：跳楼、割腕……过去，郭家学一心想做成一家世界500强的企业。他是陕西省辞去公职下海的第一人，当过教师、养过猪、种过中草药，从170元创业，33岁成为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他带领东盛集团疯狂地收购、横扫资本市场，最终因担保的陕西两家国有企业破产，资金链断裂，背负了48亿元的巨额债务。
最终他和他的员工们用了8年偿还了所有债务。东盛集团成为建国以来为国有企业偿还巨额债务的唯一一家民营企业。此后他选择二次创业。
放弃自杀、成功走过八年的负债路，加上两次学习考察的经历，郭家学再对自己的事业做规划时，发生了彻底的改变。“能成为世界500强固然值得骄傲，不做世界500强，做个‘精而美’的、对历史有价值的小企业，将这种‘精美’发挥到极致，何尝不是更有意义的事情？”他将全部精力都集中到了广誉远的发展上，让这个比北京同仁堂还早128年的老字号中药企业再延续500年，而今上市公司“广誉远”市值超130亿。
如果郭家学2006年跳楼了，还会有今天吗？
岂止是任正非、陈天桥、郭家学，企业家群体中还有很长的名单和他们一样，或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或患上重病、或曾选择自杀。柳传志被美尼尔综合症困扰多年、王石曾诊断出有血管瘤、李开复被查出淋巴癌、稻盛和夫与孙正义都差点因肺结核丢了性命，还有巴菲特、格鲁夫也都曾查出前列腺癌……而2011年，乔布斯因胰腺癌扩散逝世时，整个互联网都为之悲恸。
企业家们是脆弱的！
▲李开复讲述他的向死而生
为何这群人很脆弱？
商业评论家王育琨在著作《强者：企业家的梦想与痴醉》中，这样描述中国企业家的刚硬与脆弱：
因为那太阳般的盔甲过于耀眼，人们的目光穿透不了那耀眼的盔甲，抵达不了他们的心灵。在人们眼里，他们像那盔甲一样的坚硬，直到有一天，那坚硬的躯体轰然倒下时，人们在震惊之余，不明白为什么如此坚硬的身躯会毫无征兆地坍塌。
这似乎也可以用中国历史上流传的一句话进行解释：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企业家表面看上去风光无限，而一旦选择成为了一名企业家，如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所说，便意味着他的一生从此将与压力、竞争、劳累、焦虑结伴而行，再也不得轻松。企业家承担着身体、精神的双重压力，负重而行。
1.大多数人是工作狂，积劳成疾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企业家身上恰如其分。
企业家作为企业的一把手，经常面对千头万绪的企业发展问题，大多数都是工作狂，没有睡到自然醒、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工作时间长、作息不规律，即使有病也一再拖。
李开复患病前，经常和年轻人比赛熬夜，半夜回邮件；网上曾流传过王健林的一天作息表，他早上4点起床，健身45分钟，工作量约是16小时；马云一年飞行了800多个小时，平均每天2小时在飞机上度过，走访了33个国家和地区；柳传志讲到他得病时，往往病好了第二天就又立刻工作，后来变成一个常态，经常地半个月左右就要犯一次；《史蒂夫·乔布斯传》的作者艾萨克森说“乔布斯在死前一天还是在工作”……这种作息及高强度的工作在企业家中并不是少数，而如今89岁的李嘉诚、87岁的巴菲特还坚持在企业的一线工作。 。
▲苹果纪录片：缅怀史蒂夫-乔布斯
不愿意说累，似乎成为中国企业家的通病。青岛啤酒的彭作义突发心肌梗塞意外去世，大中电器的胡凯、爱立信的杨迈都死于心脏病，日本曾有12家大公司的总经理在一年内相继突然去世，而这背后更多是积劳成疾，过劳猝死。
企业家如此拼命，长期高负荷工作，身体的健康状态让人堪忧。而中高层管理人员上行下效，越来越多的人也被疾病、亚健康侵蚀，亦不容忽视。
2.背负的精神压力巨大
在郭家学想要自杀的那个下午，查出端倪的员工赶到办公室。他们说：
如果你死了，你就把所有为了梦想而追随你的同事们都害死了。你死了是要大家心死吗？你死了，父母兄弟孩子的痛苦你想过吗？那么多帮助你的朋友的感受你想过吗？你死了，几万名员工的饭碗怎么办……
这样话语无疑一字一字地敲打着郭的心，身上有如此多的期望，生命已不只是一个人的。人要好好活着，而好好地活着就是做有意义的事。
实际上，一旦一个人长期背负的期望、压力过多时，这就很容易导致抑郁症，企业家、一把手群体中并不少见。法制周报曾提到一份公开资料，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已有1200多名企业家因为自己摆脱不了的心理障碍走向了自杀身亡的道路。
柳传志在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多次有过太大的惊吓，他说“差点儿吓出神经病来”，真格基金的徐小平自曝患过两次抑郁症，毛大庆在万科转型最艰难时期正值患上抑郁症。
而互联网行业最有名的抑郁症患者，就不得不提到张朝阳。张朝阳用“悲催”来形容他的2012年，他焦虑、抑郁，精神上常常处于一种外人无法理解的恐惧之中。“我什么都有，但我就是很痛苦！”他最终选择闭关一年，几乎与世隔绝。而等他重新在公众视野中露面，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昔日中国互联网教父级的人物带领搜狐如何面对后来居上者，这也是他要面对的新课题。
企业家也许比外界想象的要承受更多，更为脆弱。何伊凡曾在去年清明节时，总结了三十五位企业家的六种死法。他发现每逢宏观环境趋冷，出口不景气，民间借贷崩盘、银行收贷、反腐高峰，都会出现集中的企业家跑路、自杀，或者遭遇暴力伤害事件。
压在企业家身上的“四座大山”
中国有一群坚持奔日子的人，一群愿意做大树的人，企业家们正是这样的人。而吴晓波观察到很多人觉得做企业越来越累。
企业家很脆弱，但他们更不敢病、死不起，为何？背后其实是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这些无疑是悬在企业家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岛君总结了四个方面。
1.处理政商关系大多要靠企业一把手
冯仑曾总结了30年民企的三种死法，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政商摩擦。政商关系的问题是企业死亡率第一的原因。湖畔大学研究企业死亡率第一位的也是政商关系。
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存在着两种资本形态的企业，一种是国有资本，一个是民营企业，甚至还被称为非公企业，这种称呼无意间也加剧了两者的分化。在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中国上榜公司有115家，80%的中国入榜企业是地方国企或央企。民营企业的发展任重而道远。
在很多领域，民营企业即使做得再好，也只能扮演跑龙套的角色。而民营企业家亦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辞职下海，弃官经商的梅永红讲过他在地方政府工作期间，看到很多官员对企业家吹胡子瞪眼睛，那种高高在上的气势令人心寒。
亲、清的政商关系定调，给民企松绑，让民企看到更多希望，但也需要企业家更有智慧地维护和经营。尤其是一些在地方的大型民企，早期有公有资本参股，后来被充分授权，发展壮大至今，这其中的权力平衡并非一般人可以驾驭。
2.中国民企大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内部管理跟不上
除了华为、万科、联想、新东方等少数大型民企外，中国有超过2000多万个中小企业，这是中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力量。在发展过程中，捉襟见肘、跌跌撞撞、死扛硬挺、野蛮生长，在奔跑中调整姿势，这是中小企业的真实写照。
中小企业在初创前期，几乎一切的导向就是生存、活下来。在这种背景下，建立合理而完善的人才梯队管理制度是极大的奢侈品。很多民企的一把手也扮演了精神领袖的角色，大权紧紧地握在自己手里，亲力亲为。这更容易导致一家企业以创始人为大，严重依赖单独的某一个人。这也加剧了一家企业的风险。
3.很多第一代创业家没有做好交班
根据“新财富500富人榜”的数据显示，我国50岁以上民营企业家占比为67%，这意味着近七成的中国家族企业需寻找接班人。未来五到十年内，我国将有300万家民营企业面临接班换代的问题。
麦肯锡上海区董事总经理张海濛先生曾在岛君的采访文章《民企转型的三大动因、成败关键、老板格局…这篇讲透了》中提到：
实际上，大部分第一代的创业人现在刚开始要交班的时候，就会发现时间已经不太来得及。我认为现在很多的中国第一代创业家没有做好交班，没有对自己下一代的领导层做好安排。
选择家族的内部人接班企业，这是第一代企业家的优先选择，也是中国民企接班换代的最典型、最常见的模式。新希望的刘畅、娃哈哈的宗馥莉、碧桂园的杨惠妍是目前已成功接班的“80后”二代。而即便从小接受培养的二代也未必愿意接班，比如曹德旺的儿子曹晖。
也有越来越多的企业初创人选择职业经理人的接班模式。柳传志把联想的接力棒交给了杨元庆，王石把万科交给了郁亮等等。
第一代创业家在没有找到合适的接班人前，就意味着依然要奔波在企业的第一线。
4.外界舆论与资本的压力
岛君曾在现场听一个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对自己的股东和员工说：公司股票能否持续增长，最大风险是我的身体是否出问题。
一个企业家对稳定或提高一家企业股票市值的重要性可见一斑。也因此，一家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创始人或老大身体若有了异样，公关部门采取的措施多是稳定军心，守口如瓶。
而一旦一个公众人物的病情被曝光后，很容易迅速成为各大媒体争先转载的头条，也成为公众关心的话题，比如乔布斯、李开复。当乔布斯患有胰腺癌的消息在2004年被传出后，整个“苹果世界”陷入了一种恐慌。
一把手保持健康，不光是对自己，而且是对企业员工、投资人、资本市场的一种交代。
结语
成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创始人，是九死一生的历险过程。我们致敬那些经过生死考验，向死而生，弹奏出更悦耳事业乐章的强者，但也无法忽视那些最后选择死亡的企业家们，他们背后是鲜为人知的艰难。
对于为中国经济做出巨大贡献，负重而行亦非常脆弱、不敢病、死不起的企业家、一把手，我们更应报以尊重态度。
企业家、创始人们能保持一种健康的状态，也许也是民企健康发展的时候。如何做到？我们或许可以从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的一段话中找到答案：
除了政府、政策环境的松绑，解决市场公平准入、融资难、创造和谐环境等外，更为重要的是企业、企业家自身的强体健身，弄清楚什么是有为和无为，学会疏导和宽容，拥有大局观和归属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