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的头版登载了青海大学扩招后大学生难以就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竟然达到百分之六七十，有的甚至毕业后三四年都没有正而八经的工作，有的甚至重新回到农村去种田，而高额的学费却成为他们走向社会的一个沉重的负担，这种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大面积发生，就像一个怪异的问号，和前几年青海全国第一的升学率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仿佛一个莫大的讽刺。
南方周末的文章很及时。这里的问题很多，但矛盾主要集中在扩招和就业问题上。大部分人认为扩招导致大学生的数量剧增，素质下降，找不到工作是正常现象。这看起来好象有点道理。本来在90年代中期全国还只招收100万大学生，可从98年后全国大学扩招后，特别到了最近几年，这个数字已经到达约500万，短短几年的扩张是如此惊人，找不到工作也就正常了。
在这里，我反对大学生找到工作是因为自身素质下降的原因。我认为这不是根本原因，甚至不是主要原因，大学生数量增多并不必然导致素质下降，这本身就只是一个臆断。大学生素质是不是下降，关键看跟谁去比。一个普通院校的毕业生和重点高校的毕业生，当然会有差别，因为本来进入高校前差别已经存在，加上不同的学习环境，平均差距应该是扩大，而不是缩小。这种现象在扩招后仍旧存在，和以前并无区别，这样的比较对象并不合适，也无从证明现在的大学生比原来的大学生素质要低的结论。
要比较的对象就应该是本校在扩招前的大学生。那么现在的大学生是不是真的比原来的素质就要差呢？未必。素质下降论的主要理由是因为学生数量大为增加，而教育资源却没有相应增加。学生数量增加不一定就必然导致学生素质下降。读过大学的人都知道，大学主要自己自觉学习，老师只是起引导作用，试问各位扩招前的各位大学生在大学期间能有几次机会得到老师仔细认真的指导？而即使老师数量不变，也不必然导致学生质量下降，何况最近这些各大学一般还是用扩招后的钱加强了教育资源的。当然也有人认为因为扩招，把本来达不到进大学水平的学生也招了进来，所以大学毕业生的素质下降了，这其实也是臆断。怎么样的人才可以上大学？高考只是一个衡量手段，把白痴排除在外。再说，大学还分三六九等，各种基础有区别的学生分别进入不同的学校学习，本身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高考的目的只是要求考生达到一个基准，达到了一定水平还是要靠自己的学习发展，谁也不能保证基础好的学生在毕业的时候就一定也好。
这样看来，上面的几个理由其实都站不住脚。那么排除臆断，对比一下扩招后的大学生和扩招前的大学生，也未必就素质下降了，从时代来看，现在的大学生是应该比原来的大学生能够接触到更多的信息，了解到更多的新东西，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比原来的大学生素质有所提高才对。
以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就认定现在的大学生素质下降，其实是用结果代替了原因。对现在大学生素质下降津津乐道没有现实意义，反而有老大学生的幸灾乐祸心理。讨论这样的问题于事无补，反而有揭伤疤的嫌疑，令人生厌。问题的关键是，现在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找不到工作？排除素质下降的问题，原因无外乎两个，一个是结构性原因，一个是体制性原因。所谓结构性原因是，现在的经济发展不能够提供足够多的适合大学生的岗位。根据有关统计，保持每年8%的GDP发展速度，可以每年新增加1000万岗位，但事实去年（2005年）只新增了800万个就业岗位，而毕业的大学生却占据了这里面的一半多，但这些岗位并不是都为大学生所设立的，有一些职位是要优先保证下岗再就业人员的，有些岗位是政策性的提供给转业军人的。除了大学生外，还有大量的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这导致新毕业的大学生在价格竞争上不断被贬值，这在最近的三十年里，大量廉价劳动力的压力将一直维续的。另外，越来越多的海归也在争夺这些有限的岗位，甚至在几个大城市，事实有着数量不小的外国滞留者在工作，这在无形中也分掉了就业市场的一杯羹。
在地域发展来看，西部地区的大学生和东部特别是几个大城市的大学生比，明显处于劣势，西部地区本身就因为经济不发达，没法为规模急速扩大的毕业生提供足够多的就业岗位，而当他们涌入东部地区的时候，又受到地域性的排挤，比如上海，一般单位宁可用本地毕业的一般学校毕业生，也未必会使用外地的重点高校毕业生，更别说那些一般院校了。在调查中，很多未能就业的毕业生境遇尴尬，在家乡没有岗位，在东部沿海地区又难以找到工作，或者和自己的期望相差太远，甚至有的大学生和工厂打工人员相差无几，这也难怪他们概叹白读了这些年的书，待遇的菲薄更是让其家乡的父老认为，读书无用，花了这么钱，家里背上高额的债务，如今却和没有读书的打工崽几乎没分别。读书无用论也就有了市场的基础，如此结果，和扩招的目的南辕北辙，不但没有改善大学生及其家庭的生活境况，甚至部分家庭因家中子女读大学借下高额债务而重新陷入贫困。这样的结果恐怕也是政策制定者始料未及的。而地域性的差别，也是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结构缺陷所导致的。
中国转型期的经济结构决定了经济发展的速度是难以提供足够多的合适的就业机会给那些新毕业的大学生。而在那些扩招的大学生付出了高额的学费后，却要为转型时期的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缺陷买单。我们的社会不是去关心他们，却是在冷嘲热讽，这是非常不公正的。根据有关报道说，有的大学生因为几年下来无法正常的就业，有的甚至开始危害社会，做出犯罪行为。本来应该是开创自己新事业的开始，社会却没能为他们提供一个最基本的发展平台，这些毕业生仇视并危害社会也就不难理解了。把所以的过错推给那些刚刚走向社会的新毕业生，是极其错误的。
另一个原因是体制性原因。本来98年制定扩招政策的时候，当时的大学教育水平和毕业生数量的确是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水平，但权力下放给下面高校的时候，部分高小目光短浅，追求眼前利益的弊端很快暴露出来。由于毕业生都是自己找工作，不需要学校分派，这样也就松开了高校招生的紧箍咒，很多高小竟然把招生看做是财源滚滚之道，却完全不考虑专业设置和今后毕业生的工作去向，这样涸泽而渔的做法既不负责任，也是极其愚蠢而害人害己的。中央政策的落实被扭曲，或者说中央政策对下面政策的可执行性不加考虑，本身就存在问题，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决非一日之间即可解决，而那些大学生无疑成为了体制弊端的受害者。
找到工作的，除了能力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在内。根据不完全的调查，找到工作的大学生很多都或多或少的利用了或者企图利用了一切可能利用的社会资源。这已经是大学生就业中人尽皆知的秘密。从农村来的毕业生在这个没有硝烟的争夺中处于明显的劣势。找工作，就是找关系，其实也是读书无用论的表现。但在中国现在的关系性社会里，谁也不能够改变什么，唯一能做的就是随波逐流。不能随波逐流或者没有机会的，能力不太强运气又不太好的话，那就有可能被淹死。一些家中有一定关系的毕业生当然安枕无忧，但在一个缺乏公平的社会里，就业问题往往就是一个公平和生存的问题的。在这些新提供的岗位里，能够提供给毕业生的其实并不多，很多单位的编制都被有领导关系的闲杂人员占据，这在不开化的中西部地区更是明显，这也是很多中西部大学生在遭到不公正待遇后不顾一切的要逃离家乡的原因。
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能光在他们身上找原因，他们更多的是现在社会矛盾的受害者，对于这样一批刚走入社会的年轻人，社会如何去实际的解决他们的问题是关键，而不是简单的说，大学生怎么了，就不可以去种田啊？这样的态度是不理性的，也是不科学的。毕竟在就业市场上恶性的竞争，就像中国纺织品在国外恶性的竞争一样，带给国家、社会、个人的，恐怕是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